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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1898年的戊戌变法 [打印本页]

作者: 沈阳老张 时间: 2009-10-7 06:05
标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1898年的戊戌变法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國Ａ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
1888年，康有为30岁，一介书生，没有官爵，连举人的身份都还没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他却写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绪帝书，当然他的上书根本就到不了光绪的手中，这一年光绪帝虚岁只有十八，还没有亲政[一年后大婚才亲政]。
此后在1895年，康有为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从1888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的那年6月，他已经给皇帝四次上书。这些上书无一能上达天听[康有为本人的说法，第三封上书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动。]要是一般人肯定放弃了，坚持8年不容易，8年中他完成了科举的几个台阶，先是成了举人，再是甲午战争那年中了进士。到1898年1月，他又连续三次上书，年轻的光绪帝终于看到了他的变法主张，并大为感动，要见他。
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民族危机的压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样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还有大量青年读书人，包括谭嗣同、陈三立等“翩翩浊世佳公子”，甚至一些体制内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挽救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鼎立支持他走上这条风云之路的是他在广州万木草堂的门生弟子，才华卓越、少年中举的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从1895年四次上书不成以后，康有为有将近三年没有上书。这几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他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发展到上海等地，参加或支持这个强学会的人有不少还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内阁中书（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等人，还有一个当时赋闲的温处道袁世凯。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每期发行3000份，随朝廷的邸报免费赠送给各级官员，开启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启超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了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时务报》。1987年，又在澳门办了一张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知新报》，以他弟弟、后来被杀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是总理，主笔的都是康门弟子。理论上、组织上、舆论上，这一切都为他在戊戌年的出场提供了前提。
二、
1897年，因为德国要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各国列强纷纷提出新的要求，英国要强租威海卫为军港、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强租广州湾为军港，还要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大鹏、深圳二湾，租期99年，美国也要了粤汉铁路的路权。由此引发新一波的民族危机。呼吁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1898年1月写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他说这三策，能做到上策，国家可以走上富强之路，能做到中策，则还可以勉强维持，能做到下策，则国家不至于全完蛋。请皇帝选择。至于他自己会不会因言获罪，已经顾不得了。这封上书中有一番很沉痛的话：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最后还有一句话，康有为说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的一幕重演。这次上书也没能及时到达皇帝手中，但后来终于转达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据说很是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
光绪提出要召见康有为，因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惯例4品以上才能召见，所以被王公大臣劝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又命他们转呈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等文章或书，前一本是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后一本是讲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变革的。
康有为继续写他的折子，第六次上书是1月29日写的，这个折子全名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变法纲领，其中最急的是三条：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第二、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则下情咸通……。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
第一条的意思是，宣布变法，第二条很具体了，就是在午门设立专门的上书处，每天轮流派两个御史去值班，允许天下读书人、老百姓上书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达。第三条制度局是制度创新，他说可以仿造清廷早年几个皇帝设南书房、军机处的先例，但是他设想的制度局明显是近代的产物，他自己有具体的构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设立12个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等。
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规模设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财政局的意思，游历局是管理全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学等团体的，类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设立起来，实际上就架空了原有的军机处和六部，这在当时是个极为大胆的建议。这个上书到光绪帝手里，据说皇帝“非常满意”。
三、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 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十五起呼吁变法的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许可。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五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 。
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龢日记，早在5月 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
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十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还有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康有为就这样从遥远的南海边走来，一步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年康有为正好40出头，离他第一次上书正好是10年。光绪帝28岁，亲政进入第十年，一个正想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一拍即合。
四、
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两人。当事人之一张元济记得很清楚。光绪帝和康有为谈的时间不长，也不能深谈，因为隔窗有耳，什么话都会被汇报到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那里去。所以，光绪帝说话时声音很低，语气极为温和，龙椅后面的窗外隐约似有人影。康有为谈的主要一点，是希望皇上能以现有之权，做可变之事，虽然不能放开手脚大变，只要能抓住扼要的进行变革，也足以救中国了。光绪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今天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在这次会见之后，光绪帝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品级没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给他高的职位，据说是荣禄、刚毅这些大臣反对。康有为自称皇帝准予他 “专折奏事”，有Ｔ灣史学家考证，这个说法并不可靠。
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后，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我猜想这是系统回答皇帝三天前面谈时的提问。这个折子强调的还是在内廷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由皇帝亲临商决国家大事。但这个提议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光绪亲政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名为皇帝，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他授权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颐和园请示。此次变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开的，慈禧在准许他尝试变法后，先是决定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6月15日，帝师翁同龢开缺的同时，慈禧以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师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要具折到她那里谢恩。所以光绪帝的权限内只能提拔四个四品的军机章京，康有为也只是从工部主事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实际上慈禧太后已经为这场变革一开始就设置了许多根本性的禁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想冲一冲。
毫无疑问，康有为是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报刊；他在戊戌变法前七上皇帝书，写的也确实颇有见地，而且慷慨动人，文采飞扬。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是个真正的血性男儿。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估计得太高。整个戊戌变法之所以一百零三天就失败告终，与他心大急、筹划太浮躁也不无关系。当然，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和她代表的守旧的既得利益势力，这一点要明确。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对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人物也进行必要的反思，看看他们身上是否也有缺点，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误。
《时务报》总理是汪康年，主笔是梁启超。汪本是康、梁变法的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但他并不听命于康。康为了争夺这家报纸，借别人之手上折子。结果，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去督办。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 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
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进入第三十七天，在许多官员的建议下，光绪帝下令把康有为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作为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作为政治家，他当时的职位只是六品的总理衙门章京，得力弟子梁启超只是六品，办译书局事务，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林旭、谭嗣同与他比较接近，杨锐、刘光第与他有些疏远。他实际上还是不得志，不能尽施抱负，所以才一次次提出开制度局，重用通达之才，他自己当然是不二人选。
康有为最重要的开制度局的提议一直没有得到光绪帝的积极回应，确实是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康有为有点着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受到召见的张元济回忆，他在百日维新后期，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南下回广东去，韬光养晦，避开攻击锋芒，专心办学堂，搜罗才智之士，讲求种种学术。等到风气大开，再图出山。等到那时变法之事也就不难迎刃而解。只争朝夕的康有为没有接受。
既然皇帝无权，制度局开不成，康有为有很急，怎么办？变法第九十二天（9月12日），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来到北京找好朋友谭嗣同，无意中成了那幕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试图借助在小站练兵、手里有7000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还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的关键细节。拉拢袁世凯，先是通过徐致靖上折子让皇帝给袁加官进爵，后来谭嗣同亲到法华寺挑明，这些都已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是进颐和园抓慈禧太后的事，因为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都不承认。
五、
9月13日，经谭嗣同介绍，毕永年住到康有为他们落脚的南海会馆。不过当14日，康有为正式与他密议利用袁世凯进行兵变，毕永年觉得没有可行性。
15日，康有为、梁启超和康广仁又和他密谋兵变事。具体计划是，先说服袁世凯以兵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一百人“奉诏”去抓慈禧太后，然后废掉她。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他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谭嗣同的朋友），说他“沉毅”，说唐“深骘”。毕永年没有答应，只是提议把唐才常叫来，电报当天发出。17日，他和康广仁谈话，表示担忧，康骂他书呆子、书生气、拖泥带水。当天晚上圣旨下达，催促康有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已在风雨飘摇之中。19日，康等都没有露面，他从谭嗣同那里得知袁世凯没有承诺，当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会馆。不到两天，9月21日，政变发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离开了北京。后来他参加过孙中山的革Ｍ，削发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仅32岁。在他仓皇离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为已离开北京。
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这本叫做《诡谋直记》的日记逐日记载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
这本日记中透露，谭嗣同其实并不赞同康有为的密谋，但他毅然夜访法华寺，主动承担这个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9月21日政变发生后，他也完全有机会出走，但他选择了留下。当时他和梁启超、徐仁录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他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谭嗣同被捕前对徐致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Ｍ，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即使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仍谈笑自
如，真正是豪杰之士。他担心的是康有为能否逃出。
六、
康有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Ｍ國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化装离京到天津，乘船去日本。康有为也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Ｔ灣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Ｍ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 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 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其主要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是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是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
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
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那个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一个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真密诏的真相大白。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
七、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一百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帝王之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当时全国的 18行省，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抵触。而且，湖南
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陈宝箴父子当时在湖南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的一定高度。
南学会、保卫局、武备学堂、算学堂、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新报》…… ，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学会”，特别是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 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陈宝箴诗中还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他在附片中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其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在据说是康代拟请求褒扬陈的奏折中，实际上隐含着康对陈在应付保守派时不够強硬的婉转批评或不满。
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噪冒进，最终导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被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 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夫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
补充内容：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分析：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对后来变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甲午战败后，清政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救亡的热潮，这种热潮也波及到统治阶级内部，他们中的某些人物有救亡图存的要求，有参与变法的可能，或至少是不反对变法，即使慈禧，在当时也赞同在她许可的范围内变法。
　　如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再如《周馥年谱》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这也说明慈禧并不反对变法。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厉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时任京官、与奕邼、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1】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和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此外从慈禧向来的作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Ｚ義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见，“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策略地维持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如上述提到的废八股，光绪五月初二 “诣颐和园请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准，而康有为竟视此是“上扼于西后”，并为“百事皆如此”而深为感叹！）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
　　2．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Ｆ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Ｆ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Ｆ。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Ｆ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2【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Ｆ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動亂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Ｇ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3】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除了行政衙门的裁并外，光绪还下令裁减绿营，又令准旗人自谋生计。过去旗人不营生计，过的都是寄生生活，现在要裁撤绿营以及让旗人“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这是个带普遍性质的社会问题，既关系到几十万绿营官兵的去留出路，也关系到很多旗人生活，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4】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
二、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Ｍ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5】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6】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7】走君主立宪资本Ｚ義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Ｍ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可以说是不分轻重缓急、雪花般地狂飞而下，改革官制、改革法律、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等等，齐头并进。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情绪之中，就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无把握。如康广仁就认为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康有为也深感变法难行，他自谓在百日维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如果最后变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预感到失败得危险。维新派自己对变法都没有必胜的信念，却简单的把“民智未开”拿来做挡箭牌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所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中会影响以后改革的走向和成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我们说改革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这个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8】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9】
　　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
　　又如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支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造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私立学府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10】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活动扩大了维新变法的声势，集中了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但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抓住与洋务派亲密合作的时机进一步达成对变法的共识，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指责、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当时也表示要捐资给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和抵制，最后不得不作罢。李鸿章虽然当时的名声很差，但仍拥有实权，且在朝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李鸿章在对待变法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从他的一系列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如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维新派拒绝加入其阵营，但李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11】即使在戊戌政变后，他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12】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就是这样一位对维新运动予以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老权臣，仅仅是嫌弃他名声太臭，而始终拒绝其加入变法阵营，这不仅使维新派最终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极力支持，也在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产生了分裂，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开始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虽有利于变法的开始兴起，但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越来越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这批观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显然不可能对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予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维新运动此时要想成功显得更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的书生意气与张之洞等维新派阵营中务实重利的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
　　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989年1 月24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
　　而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深谙官场之道，比起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他们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入手，一点一滴的基础上做起，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应该说，洋务派的见解和看法是符合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而且可以减少来自顽固势力的阻挠，但维新派并没有把洋务派思想的这些可取的方面融入到自己的变法思想中来，使两种主张不仅没有能够由最初的联盟而走向完全的统一，反而很快对立和冲突起来。
　　这种对立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围绕着《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而展开的学术理论上的争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即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这引起了洋务派的一致反对。孙家鼐批评《孔子改制考》等书，“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煽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他请光绪明降谕旨，将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大吏中思想最开放的陈宝箴也奏请光绪，为厘正学术，造就人才，命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销毁。张之洞的批评尤为激烈，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说，今文经学本为西汉时“曲学阿世”之徒所伪造；“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特别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即把康有为归为乱臣贼子一流。
　　其实，今古文经学之争本为学术之争，康有为却用今文经学宣传其政治思想，姑且不去论这种方式对变法成败的利弊究竟哪个大，单就处理与洋务派的关系这一方面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超出了学术范围而上升到政治高度，自然会让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显得十分难受，然而维新派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达成与洋务派的互解，在自己羽翼未满的之时暂时作出一定的让步，尽量回缩自己立宪的立场，与洋务派达成共识以推动变法的继续深入，反而进一步把这种争论提升到社会领域展开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不久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变法过程中的人事对立和冲突，两派的误会随着变法的深入越来越深，最终积厚难返，走向分裂。
　　从改革的同盟军最终变成改革的陌路人甚至敌人（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不能说，责任全都在维新派一边，但在自己势单力孤的情况下，适当的收回一些原则和立场，取得改革同盟中实力派的支持，采取迂回战术，放眼将来，静静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争取变法最终的胜利才不失为维新派的上策。这或许也可以当今改革者提供一点警醒和借鉴，在维护改革阵营内部的团结问题上，切不能像维新派一样意气用事、率性而为，最终影响到整个改革的大局。
2．改革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危机重重
在改良派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改良派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重要分子最初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当遇到具体的变法事宜和阻力时，内部成员本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意见的不统一，分裂于是成为了一种必然。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政治纲领上有矛盾、分歧。
　　谭嗣同、林旭站在激进的一翼，主张开议院、行宪法，康有为记载说：“于时，复生等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谭嗣同、林旭主张开议院，是在他们参予新政事宜，取得起草上谕的权力以后，不过言论没有留下来。就谭嗣同来说，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仁学》中讲了不少，也很尖锐。例如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本意，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Ｚ，变不平等为平等”；世界上最初本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因为要有人办事，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等等，当他谈到“共举之君”的时候，所描写的，与其说是立宪政体的君主，不如说更像资产阶级共和國Ｍ选的总统。在讨论是否开议会、行宪法时，谭嗣同这方面的思想难免有所表露，坚持只能开制度局的康有为必然强烈反对。
　　他们之间的政治纲领上的分歧，使康有为以至忍不住在背后对谭嗣同、林旭咒骂攻击。康有为自己记载：他对梁启超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何晏、邓飏都是魏国浮薄文人，因为依附曹爽，被司马懿所杀，灭三族。据说江湖术士曾给他们相面，断定他们不得好死，有“鬼幽鬼躁”的话，康有为用这种荒唐无稽的谎言来评论谭、林，相反，对地位很低，在维新运动中很少为人所知的徐仁镜（徐致靖次子）、徐仁录（徐致靖侄）极力吹嘘，说他们 “形相甚好，可入军机”。他对同一阵营的激进分子反感是如此露骨，维新运动再继续下去，也必然从内部分裂、拆伙。
　　改革派内部对待政治纲领的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中少数激进分子是很孤立的，并遭到猜忌的，康梁以下的妥协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光绪下的很多诏令虽然不能兑现，他还是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关于开议院的问题，第一次由阔普通武提出，光绪准备实行，阔普通武并由此擢升侍郎，康有为认为“万不可行”，结果放弃了。第二次，谭嗣同、林旭又提出，康有为又“力止之”，结果也是放弃了。已经被任命参预新政的杨锐，这时给人写的信里面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徙，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13】。康有为也说，光绪这时“于变法勇决已甚”。没有康有为一再阻挠，他下一道宣布“准备立宪”之类的谕旨，很可能办到。这对变法的结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改良派至少因此还表现出有遵守自己政治纲领的勇气。康有为等人缺乏这点勇气，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但最后却还是亲手划清了自己和洋务派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还不如一些。
　　可以说，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在维护维新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上本身负有很大的责任。
　　在戊戌期间，康广仁就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光、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派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康为了早日取得对《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径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竟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执以意见”【14】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改革派的内耗由此可见一斑。本身力量羸弱，不去争取对改革抱有同情心的开明官吏和洋务派的支持，反而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维新最终走向失败可以说有其必然的一面。这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敲响了警钟，改革部门的一把手们在改革自己部门腐败顽固势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自身阵营的团结和和谐，吸取维新派处理内部问题上的前车之鉴
　　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

作者: 大连红箭 时间: 2009-10-7 06:14
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在维护维新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上本身负有很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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