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童闹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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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童闹学图 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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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屋闹学图 华喦
趁着教书先生睡大觉，周遭的学生们开始“大闹天宫”：有的正准备给先生的头上带花，有的带上面具挥舞着先生的戒尺，这正是清朝画家华喦笔下的《桐屋闹学图》（局部）所描绘的，他大大打破了我们对传统私塾十分严肃的想象。
乾隆年间的某一天，画家华喦在杭州的书斋“讲声书舍”中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梧桐树掩映之下的一座书塾：教书先生正趴在讲台上呼呼大睡，读书的孩童在教室里闹翻了天，有的戴上面具，挥舞着先生的戒尺；有的从院子里摘了一朵花，正准备插在先生头巾里。可怜这位先生，尽管梦里自有颜如玉，却浑然不觉弟子们的胆大妄为。
作为“扬州八怪”之一，华喦因为常常把世俗主题与文人雅趣巧妙融合而颇为时人欣赏，他的这幅《桐屋闹学图》同样如此。画家在画上题诗一首：“隐几酣然正昼眠，顽童游戏擅当前。孝先便腹思经事，继起于今有后贤。”“孝先便腹”讲的是东汉人边韶的故事。《后汉书》记载，边韶字孝先，以文学知名，教授学生数百人。他曾在白天和衣而睡，弟子私下嘲讽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从睡梦中惊醒，立即应对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可见，华喦所画的，其实是历史人物边韶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此画究竟是为何人所作，慵懒而满腹经纶的边韶，正适合送给清代那些为功名而努力的江南文士，题诗中“继起于今有后贤”一句正说明了受画人也是一位与边韶一样的苦读诗书、连梦中都在想着经书的文士。画中的教书先生边韶正在大桐树阴下午睡，这个主题又与表现文人在树下午睡的“桐荫高士”相吻合，益发衬托出画面的文人主题。不过，华喦更高妙之处在于，他将之与“村童闹学”这个世俗的题材混融在一起，为历史故事添加了幽默与喜庆的大众情趣。
闹学村童：理想还是现实？
“村童闹学”是绘画史中一个流行的画题，一直到晚清，我们都能够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大量看到。此外，明末苏州画家张宏在年画有一幅《杂技游戏图》长卷，描绘市井之中各种杂耍卖艺的行当，其中就有“闹学堂”一段。更早的“村童闹学”则可以追溯到张宏的苏州前辈仇英。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套明代仇英《摹宋人画册》，是世纪中期仇英为富商收藏家项元汴所作。其中一幅正是＇村童闹学图＂。仇英的画是20余厘米见方的小斗方，描绘了茅草房中的一个学堂，老师伏在讲台上睡觉，学生开始在教室与院子里大闹天宫，比华喦与张宏的构图更加复杂。
将仇英、张宏与华喦的“村童闹学”放在一起，观者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相似性。画面都着力烘托“闹”，都是以伏在讲台上睡午觉的教书先生为中心，而且都是把先生放在画面的左边。学生都在偷偷拿熟睡的师傅开涮，或者摘头巾，或者簪花，或者给老师画鬼脸。动静之中，睡得不省人事的老师与为所欲为的学生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在二者之间起着过渡作用的，是一位好学生的形象。三位画家都在画中描绘了一位端坐在书桌前用功的好学生。在仇英的画中，这位模范生身穿红衫，手拿毛笔，不以为然地扭头看着闹学的同学，桌上的描红本上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上大人孔乙己”，这是唐代以来开始盛行的童蒙读物的起始句。华喦画中的模范生也很容易找到，画家用两棵梧桐树将他标示出来。
“村童闹学”这个画题，人们一直是把它当作富有吉祥含义的年画，或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最早对这个画题进行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就专门对仇英的《摹宋人村童闹学图》进行过考察，只不过他当时把仇英的摹本当成了宋人的原本。沈从文将这幅画视作“描写当前社会风俗人事，用平民生活作为对象的作品”，是“社会现实题材写生”。
不过，倘若我们把它当作宋代社会风俗的真实写照，我们便不得不需要解释以下的问题。问题一：如果村童们趁老师午睡而大闹学堂在宋代是特殊的风俗，那么为何在明代、清代乃至近代一直有画家去描绘相似的风俗？难道宋代的闹学风俗代代相传，跨越近千年而没有变化？问题二：倘若村童闹学并非宋代独有的风俗，而是在宋代形成之后延续下来，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那么究竟凭借着什么，使村童闹学得以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固定风俗？问题三：倘若村童闹学并非某一种社会固定风俗，而只是画家突发灵感对现实中某个真实场景的描绘，那么在宋代、明代和清代画家笔下，何以会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社会真实场景？
这三个相关的问题都难以有满意的回答，究其原因，是因为村童闹学这个主题本来就不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既不是约定俗成的社会风俗，也不是某个时代的某个真实景象。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村童闹学图”中找到不合情理之处。大白天在学堂讲台上讲着讲着就睡着了的教书先生或许真的会有，但是像画中这般睡得如此沉的却很少见。我们又要举到华喦所吟咏的东汉文士边韶的故事，他虽然可能是白日在讲台上睡觉，但却是在睡梦中猛然就被学生们的嘲弄所惊醒，并立即进行应对，使得嘲讽他的弟子们很羞愧。可是“村童闹学图”中的先生，睡得几乎就像打了麻醉剂一般，任凭学生在教室里甚至自己身上动手动脚。闹学的童子从事着各种活动，大都是极富夸张的，不可能是实际情况。在仇英的画中，院子里有个童子正在画着熟睡的先生的画像，画画的纸是一张方形的纸，尺寸不小，不会是上课时练字的纸。那么，他会在上课前特意准备这么一张宣纸，专等着先生熟睡了再为其画像的吗？他身边的另一个童子更夸张，身披着一幅写满狂草的书法卷轴，头上戴着一只小茶壶，手拿先生的戒尺，嘴上画着小胡子，扮作一位作法的老道。他用作道具的书法手卷难道是专门从家中拿来的？如果不是，那一定是从老师收藏在学堂里的书画藏品中偷取来的，试问在真实情况下，他敢把老师的收藏品如此糟蹋吗？凡此种种，都表明画面中的各种情节其实全是出自想象，并没有真实的社会现实依据，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找到一个这般闹腾的学堂。
《西湖二集》，在《寄梅花鬼闹西阁》中，有一个比喻：“……就如小学生离了先生的学堂，便思量去翻筋斗、打虎跳、戴鬼脸、支架子的一般恣意儿顽耍。”
《村童闹学图》，那大约是中国古代最生动有趣的儿童画之一。画中的村童扮鬼脸、蹬板櫈、给老师扣帽子，将书法卷轴披在身上，如此等等，肆意嬉戏。不过，图中所绘并不是放学后的情景，而是在老师打瞌睡时的尽情戏耍。
实际上，老师“昼寝”是孩童闹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明代冯梦龙编《笑府》之卷二中，也有两个与塾师有关“昼寝”著名笑话：
一师昼寝及醒，谬言曰：“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效之。师以界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答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会尊师。”
师喜昼寝弟子曰：“‘宰予昼寝’四字如何解？”师曰：“宰者，杀也；予者，我也；昼者，日中也；寝者，眠一觉也。”又问：“如何贯串？”曰：“便杀我也说不得，到日中定要眠一觉。”宰了也要睡，可见塾师喜昼寝已势不可挡。
“村童闹学”其实也可以当成一个寓言来解读：当权威懈怠时，规矩便不复存在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种礼法当先的文化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一本正经的姿态，有时也需要调剂一下，也会容忍甚至欣赏一下“闹”。不只是画，《牡丹亭》里有一出《闺塾》，就常被抽出来，以“春香闹学”的喜剧形式，大演特演。
但玩真格儿的就不行了。小的如《红楼梦》第九回中的《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完全是一场群殴。大的如文革期间的“复课闹革命”，那阵势，真个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今天已无法想像了。
总之，学堂是用来学规矩的，而规矩不但是用来遵守的，也是用来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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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童闹学图 苏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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