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综述
一百年前，日本人河井荃庐因为对中国的艺术家赵之谦顶礼膜拜，从此竭尽搜罗赵的作品，甚至将他墓前的草木一并移植去日本。这批作品一经在东瀛展出，便引起不小的轰动，或许算作是赵之谦身后最隆重的一次国际盛会。然而，令人极其扼腕的是，河井先生连同他的赵之谦藏品都在二战中的一次空袭中毁于一旦。虽然那次展览的黑白底片被保存下来，并在七十年代成书于《二金蝶堂遗墨》，可是我们难免会为这两位天才艺术家和衷心藏家的命运感到无比叹息。
这就不奇怪当我们从一位收藏世家的手中见到赵之谦幸免于难，并久无踪迹的名作《异鱼图》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异鱼图》几乎是《二金蝶堂遗墨》中最为重要的画作，也是赵之谦绘画艺术，甚至是早期海派绘画艺术的代表。这件长卷纪录了三十二岁的赵之谦在浙江瑞安任上，受当地海产的启发形成的奇思妙想，以及这位天才艺术家在命运不济的年代与众多好友的交谊之情。冥冥之中，《异鱼图》在百年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故乡浙江，好像不禁叫人称颂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书籍自有命运。这个命运当然不仅仅限于书或者画自身，还包括那些不断让艺术作品赋予重生的收藏家们，以及，连带着所有惊呼过的人们所释发出的——溢于言表的喜悦，偶尔的侥幸意味，或者无法言语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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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虎丘千顷云图
水墨纸本 立轴 1504年作 47×31cm
著录： 1.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道光年间。
2. 《文征明年谱》P137，周道振、张月尊着，百家出版社。
3.《文征明书画简表》P6，周道振着，人民美术出版社。
说明：方鼎录、陶梁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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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珏（1410～1472）
沈 周（1427～1509） 秋溪迭嶂图
水墨纸本 立轴 135×40cm
说明：项元汴、严泽、耿嘉祚旧藏。 包括赵之谦，本次西泠拍卖的古代书画作品专场，将着重推出众多素未露面的，有着极佳传承历史的大师之作。明代书画中，数量较多的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也是公司历史上质量上乘的一次。文征明和董其昌分别是明代中期和晚期书画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地位、影响出众，遭致历来藏家的纷争，以致于赝鼎充市，故而在今天的市场中往往被相对低估。在今天处于成长期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对于触及这样重要却繁复的画家时，传承有序的来源历史倒不妨成为我们探究画作的辅助武器。从这个角度来说，“书籍自有命运”的含意又添加了一层意思，“命运的沈浮”不仅指像赵之谦《异鱼图》这样真正隐而不现的画作，也指那些始终摆在众人面前，却迟迟期待由我们与藏家一同去挖掘的佳作。
文征明初名壁，大约在四十岁以前都使用“文壁”署款。虽然有些文献中的壁字下部从“玉”，但是实物中，可靠的作品却均从“土”字。今年西泠春拍中一件署名“文壁”的小幅画作被拍出400万的高价，吴湖帆即在边跋中叙述了这点。此次秋拍，着录于《红豆树馆书画记》的《虎丘千倾图》轴，是文氏作于三十九岁（1508年）的水墨山水，不仅署款符合了“壁”字，风格上也清雅特甚，笔触细腻紧促，有师法元代赵孟俯一类的文人意趣。而款书中的小楷使用尖锋硬毫，严谨妥帖，没有晚年那样过分地露出芒颖，正是其早年小楷书风与画风一致的优雅之处。难怪在明代当时，小楷可能是文征明最富盛名的书体。
有三件大字的行草书轴都没有署年款，但是从书风判断，应该是文征明中年以后的潇洒之作。其中两件分别出版于民国年间的《湖社月刊》，以及199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博古斋藏书画选》，另一件《行草西苑诗》则用完美的宣和旧裱衬托出行草的率意。这两方面都是在众多行草书轴的取舍中不可多得的优势。文征明中年以后的书风变化并不大，可能是因为求字的人往往希望可以悬挂，立轴的形式也因此不在少数，但是较为狂放的草书就较为罕见。《行草西苑诗》用笔肚大又粗硬的毛笔书就，时而仿作黄庭坚的笔意，偶尔又融入怀素的结体，整体面貌较最晚年更加爽劲，并且不会过分受布局的牵制，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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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草书 西苑诗 纸本 立轴 135×63cm
文征明（1470～1559） 草书 七言诗
纸本 立轴 108×34cm
出版： 《博古斋藏书画集》P125，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说明： 上海古籍书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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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清秋出游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19.5×29.5cm
说明：1.道光年间季锡畴、李宗本边跋。
2.钱镜塘旧藏。陈佩秋审定。
3.配象牙轴头。 自从辞官返回苏州以后，文征明便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书画诗文的创作，这种创作的热情与能力甚至几十年如一日。以致于名声愈大，求画求文者也就愈加使之应接不暇。作于1554年八十四岁的《虎丘图》正是最为典型的注脚。不知名的“友人”索完“虎诗”，却又要请之补画“虎丘图”，可惜“虎诗”已不在，只有这一段虎丘图被装成镜片保存下来。不过，明代吴门人所绘的虎丘图在历来藏家的眼中或许是最为意味深长的题材。虎丘位于苏州城郊外，不仅是文人儒士雅集聚会的场所，也是当时苏州人北上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进京赶考，还是新官上任，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将与之在虎丘话别，小舟一旦驶出虎丘，便不复有故乡繁华的景色，前途也从此不可而知。这件尺幅不大的文画却博得乾隆时期的大藏家毕泷、毕涵兄弟的双双喝彩，选择耐人寻味的题材相必也是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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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虎丘图
设色绢本 镜片 1554年作 26.5×96cm
说明： 毕沅、毕泷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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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周（1427～1509） 溪山幽游图
设色绢本 镜片 159×77.5cm 与《虎丘图》作于同年的《辋川别业图》卷是此次最为难得的文征明画作。全卷长约九米之多，摹作唐代王维的名作《辋川别业图》，分二十段首位相接，每段上方录有原本王维的题诗一首。虽然文征明谦虚地署款“摹”，当时他所见的王维原作我们也不可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耄耋之年的文征明仅仅是受着王维诗意的引导，创作完全属于自己成熟风格的画意。与大多数文征明的伪作不同，整卷用极为淡雅的设色，以及极为简洁、老练的笔法画就，看上去松动灵趣，从头到尾既没有过分的渲染，也找不到任何一处浪费的笔墨。同时，构图又极为秩序严谨，每段画意全具诗意而来，段与段之间总有微妙的差异，又得以完美地相连在一起，教人佩服。该卷此番露面得益于一户收藏旧家，家中百年间从不以此示人，拱为珍稀。
项元汴小文征明五十五岁，在文征明八十岁左右，项元汴的收藏声誉逐渐崛起。因此，在文征明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项家与文家、以及文氏子弟的往来日趋频繁。文征明、文彭父子曾经帮助项元汴掌眼古画，对他的收藏观念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项元汴则开始收藏文征明的藏品，以及文氏圈子中的画作，项本人可能还是文征明的弟子。《行书 赋花诗卷》正是项元汴收藏的文征明书迹之一。全卷为水仙、玉兰、百合、腊梅、海棠等花卉咏诗十六首，正书于两家颇有交往的年份之间。众所周知，项元汴对喜爱的作品往往钤印数方乃至数十方。此作首尾相加计达七方之多，与之同时代而享此殊荣的作品恐怕不多。除了项氏藏印，此作还在近代被另一位伟大的鉴赏家张珩所珍视。
文征明在去世以前的最晚岁里，尚且笔耕不辍。《行书 游元墓洞庭诗册》书于生命的最后一年间，并谦虚地自署道：“漫书旧作计一十三首，老人久病，书毕而意已倦，非复少壮时也，观者每哂其不工”。细观原作，所用墨色极重，用笔则较平常更无顾忌，提按之处无所遮拦，每行书至末端也不如年轻时候那样注重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经营分配，显得老辣纵横。虽然因为年登大耄，闲窗日课时有率尔之笔，但是绝无衰飒的痕迹。此作不仅从明代起便有传承纪录，清代嘉庆时曾为包虎臣藏品，近代以后归戚叔玉所有，原作还难能可贵地配有清代以前的旧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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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寅（1470～1523） 临流试琴图 水墨纸本 立轴 50×27cm
著录：1.庞莱臣《虚斋名画录》卷八，民国年间。
2.《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 唐寅》，P189，吉林美术出版社。
说明： 庞元济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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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行书 游元墓洞庭诗
纸本 册页（二十八页选十六页） 1558年作 23×12cm×28
说明： 明代魏广衡、清代包虎臣、近代戚叔玉旧藏，高铨题签。 当文征明牙牙学语的时候，吴门的另一位大师祝允明早已是寒窗中的学子。祝允明是明代中期唯一能够与文征明声誉抗衡的书家，甚至在徐渭、王世贞、莫是龙、汪砢玉诸人的笔下，祝的书法是当之无愧的“国朝第一”。因此，要等祝枝山在1527年去世以后，文征明的书艺才趋渐成熟，从而独享大名。可能由于祝允明的相对早逝，以及处世态度上的肆意性情，所留传的书迹要明显少于文征明，如果细心的收藏家想要搜罗特殊的书体或者书风，则难上加难。《草书 前赤壁赋》即是祝允明学作二王书体的少见之作，我们都熟悉，吴门书家的功绩之一便是在广泛学取古人书迹的同时，复兴宋人的书风。沈周、文征明常常取用黄庭坚的结体作书，祝允明则完全融汇黄庭坚的影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行草书风。然而不仅仅局限于黄庭坚，早年的祝允明受到外祖徐有贞的影响，对晋唐各体自然都有所熟悉，文彭甚至说他“无所不学，无所不精”。《行草 前赤壁赋》正是其在书风成熟以后，追溯王羲之、王献之风格的尝试。此作书于一种当时典型的带有云母与块金的熟宣之上，点划从容松动，结体古典而若有节奏，好像是从规矩的法度中参透出豪纵奔逸的气息。同样书于正德年间，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岳阳楼记卷》即是取用同种面目书就，有趣的是，文征明在《停云馆帖》中不断盛赞的祝书《古诗十九首》，也与这种追溯二王的面目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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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1470～1559） 行书赋花诗
纸本 手卷
1556年作 25.5×408cm
说明： 项元汴、张珩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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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1460～1526） 陈 楫 草书 前赤壁赋 赤壁夜游图
设色纸本 手卷 1511年作 画：30×116cm书法：30×280cm
说明： 章保世旧藏并题签。 与文征明相仿，董其昌也是在各个领域都影响极深的人物，不过，董在画史、书学上更为超凡的能力，几乎扭转了整个中国文人画的局面，以至于让他的作品，连同着书画史上的许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却又魅力十足。《书画合璧册》体现了董其昌早年逐渐形成成熟面目的过程，大约接近其五十五岁（约1609年）左右的风格。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套作于同年二月的绢本山水册，从较为松散的、收笔较为飘逸的款书，到繁复的、略微琐碎但层次极为细腻的点画方法，再到较为开放的、几乎冲破画面的经营布局，两册并无二致。只是《书画合璧册》纯用水墨绘就，笔法显得更加随意、更加松动，如同款识中所言，想必是“闲匆漫笔”的自然流露。此册画计八开，每开画边又有对题诗歌一开，所题出于同时。题中所用的仿米书风，又可见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同年作品《行书 范仲淹岳阳楼记卷》后的款识。收藏者孔雩谷是干嘉时候孔子后裔，与当时的金石家如桂馥、吴锡麟、画家罗聘等多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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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书画合璧
水墨绢本 册页（十六页） 29.5×24cm×16
说明： 孔雩谷旧藏。 董其昌这种琐碎的笔法和松散的布局在几年以后即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到了1617这一年，可以指出许多可靠的作品使用了极为严谨又干练的画风，以及充满张力、往往向右倾倒的书风。《行书 阴符经》正是其在创作巅峰时期的书作。此作书与厚实的熟纸之上，结体古典而又稍显纤悉，并且只落款识而不钤印。世传董其昌对待自己留存的佳作往往用行楷署款，并不钤印，而作于1617年的数件我们熟知的名作，具不钤印，从取用材料到书体都与此册相近。该作自乾隆年间始曾被查莹、韩荣光、赵光以及吴永收藏，面有吴永题签，尾有韩荣光两跋。此四人都是学董体书法的好手，吴永更是效仿董书三十余年，惟妙惟肖，在晚清民国时候堪称鉴藏董书的专家，并于珂罗版刊印其藏品。
《行书 诗翰》册是董书中最为典型的成熟之作。作品取用底层较厚而蜡层极薄的笺纸，并用极为考究的松烟墨书就。这些上等的材料恰好发挥出董书中最美的特性来：不仅让运笔的轨迹显露无疑，提按的变化，运笔速度的改变，使之相互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节奏与韵律。墨与水之间的关系也是调和有加：时而突显出浓墨的神采奕奕，时而借着水的推动行走自如，借着运笔的节奏作出步调一致的层次来。不过，董其昌在面对这样好纸好墨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越写越放，越写越松，甚至逐渐减少了蘸水的次数，直到发现纸张中的皮造成了过多的枯笔，好像触碰到一种优雅的不逾矩，才赶忙回到公正中署款结笔。此作品相极佳，并留存民国年间的装裱，外敷楠木版一对，由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之一王褆题写签条，正是文人把玩的雅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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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行书 诗翰
纸本 册页（三十二页选六页） 31×18cm×32
说明： 王福厂题签。
董其昌（1555～1636） 行书 阴符经
纸本 册页（十七页选六页） 1617年作
书法：26.5×15.5cm×17 跋文：30×18.5cm
说明：吴永题签，韩荣光、赵光、查莹旧藏。 另外有一本更晚年风格的《山水册》，是鉴藏史上颇有趣味的实物。顾澐的山水画在晚清画坛算得上是人所敬仰的，吴大澄、吴昌硕等人皆称赞之。顾澐的画风即是从董其昌学来，而此册竟在六开董画之外，配上顾澐所临的六开。顾氏取用相同大小、相同色泽的旧皮纸，所用的笔色、墨色居然与原作相近得让人难以分辨。难怪吴大澄要在册尾题道：“一树一石精力弥满，直与相光空水相印，令人拍案叫绝，临橅之作至此已登峰造极，虽香光复生不能不为低首”，以至于对其“心窃慕之，欲借临一本，而未果，不觉退避三舍”。之后又有海派书家高邕的题诗，言其“神情俱到，而苍润古雅之致夺过前贤，岂止翻身凤凰而已”，故而“以致敬佩”。在近代以后，董其昌在风格史上的过分强势总是被人诟病，却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看待那些悉心学董的画作，从这个角度看，此册不仅仅是一段晚清交谊的佳话，也可以作为补足董其昌研究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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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仿古山水 顾 澐（1835～1896） 对临董其昌仿古山水
水墨纸本 册页（十二页） 画心：28.5×20.5cm×12 跋文：33×44cm 33×22cm
说明： 吴大澄、高邕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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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1570～1641） 草书 后赤壁赋 绢本 手卷 1625年作 27×3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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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瑛（1585～1664后） 云壑清声图
设色绢本 立轴 225×90.5cm
说明：萧平题跋。 在董其昌以后的晚明书坛里，帖学的传统依旧发扬光大，同时，晚明的书家开始追求一种震撼淋漓的视觉效果，创造出一幅幅令人癫狂的草书巨轴。并且，从明亡入清的一百年间，辑入书法史上极为微妙的转变——由帖学侧重为碑学。张瑞图可以算作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开端。现存张瑞图的墨迹大多为五十岁以后所书，在余下的二十数年里，这种风格又几乎是一以贯之的。《草书 后赤壁赋》作于1625年，张瑞图正值五十六岁，处于这种典型草书面貌的最初几年。此作选取较为细腻的绢作画，并施以适量的水分，使得墨色浓淡恰当，颇有些含蓄的古典倾向。所以，与他后来一种用极浓，或者极渴的墨所作的张扬跋扈的风格稍有差别。当然，即便如此，结体本身的锋芒四露还是显露出他特有的紧张、奇巧、充满秩序感的书风。此作自署书于“东湖晞发轩”，即是指张瑞图的家乡。此年中，张瑞图为了规避朝野的倾轧斗争而悉养家中。不过到了第二年，还是不得不为魏忠贤在西湖边的生祠书写碑文，以致于逃不过被《明史》归于“阉党”的命运。这样看来，在1625这一年取用如此含蓄的材料，却又保持其特有的书风，不免使人感到意味深长。
在这场明末清初书法的嬗变之中，王铎是继张瑞图之后最为核心的人物。与张瑞图不同的是，王铎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有其标明临帖的书作流传下来，《草书 临张芝冠军帖》即是其中年时期的临帖作品。虽是临帖，实际上却把帖中不足掌心大小的字放成几倍的尺寸，然后置于整条的绫缎之间；不加思索的急速运笔，说明了可能只是背临帖字在脑中的印象。不过，因此而产生的巨大的、连绵不断的结体，却恰好与晋人狂放不拘的性情相符。王铎在政治上曾作二臣，故而常常被后人指责，但是政治上的境遇并不能完全指明书写的风格，王铎反而在仕清以后保持着一种看上去刚正不阿、极具骨架的行书风格。然而，书写此轴时的心情却又不可不提：该年九月（崇祯十三年，即1640年），王铎被授予南京礼部尚书的职位，登上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而与此同时，李自成与张献忠分别攻陷陨均、剑州，大明王朝已是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一个月后，王铎与家人取路暂返家乡孟津，先行的家人却在途中被数千农民起义军包围，王铎立即率领二十五人骑兵突救，竟然成功救出家人，并双双突出重围。可是年迈的长辈毕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父亲在不久后便撒手人寰，母亲也于数月以后病故。此轴即作于崇祯十三年的冬夜，夹于父亲与母亲亡故的时日之间。寒冬腊月的时节，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带着家眷露宿他乡，国家的命运尚且生死未卜，自己即便做得高官，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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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1592～1652）行书 钱起诗
绫本 立轴 1651年作 238.5×4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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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翚（1632～1717） 草阁高致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680年作 144.5×6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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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1592～1652） 行书 五言诗
绫本 立轴 227.5×46.5cm 晚明的画坛与此时的书坛一样，经历着复杂而又开放的转变，显露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极端奇巧的特征。西泠拍卖连续几届都为藏家呈现出诸多明末清初的书画珍品，今年春拍中更是有三件重要的陈洪绶画作同时竞技。此次秋拍将有以下三件博物馆级别的明末绘画上拍：蓝瑛是武林画派的开创者，虽然在董其昌逝世以前便有画名，而实际的活动年龄却不早于明亡以后的二十年间，《拟四家山水》屏是其最晚年风格的巨制，早年时候在细绢上的工绘，在这里已经转变为极为简笔的写意山水。署款虽是仿作四家，却完全保留了自家面貌，其中仿倪云林的一幅不禁令人想起八大山人的种种笔法来。陈洪绶曾是蓝瑛的弟子之一，然而在二十数岁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水仙灵石图》可称为其早年画作的标准之件，黄涌泉在1984年版《陈洪绶作品集》中即以此幅开篇，以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翁万戈着《陈洪绶》等众多权威书籍的着录出版，一度归为苏州文物商店所藏。同样来源于苏州文物商店的珍品，以及着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明末绘画，是八大山人的一幅《松鹿图》轴。八大山人的绘画历来是学界与收藏界的瞩目焦点，此件题材颇有长寿、富贵的寓意，尺幅又适合悬挂，相信会博得不小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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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贤（1618～1689） 松阴琴韵图
水墨纸本 立轴 52×28.5cm
说明： 吴湖帆题跋。王文心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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