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形成与诞生时期 元末明初
景泰蓝的形成与诞生同我国回族诞生的关系 ，为此，我们又不能不首先谈谈来华的波斯人。波斯，即今伊朗，波斯人，亦即伊朗人。伊朗位于亚洲西部，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郎”之称。伊朗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7世纪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原信奉拜火教（又称祆教，亦即“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大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他们擅长建筑、制毯、绘画，尤其有制陶精工和烧瓷术，历史悠久，工艺精美。
阿拉伯帝国也称大食国，当时正值我国唐朝时期，两国间不仅有了外交上的交往，而且民间商贸活动频繁，有些波斯商贾还定居在广州、泉州、西安等地，随着文化交融，约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广州的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怀圣寺）和西安的中国宫殿式风格的清真寺（化觉寺）等均建于唐代。
在我国西北地区，葱岭以东、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广大区域，汉以后称其为西域——狭义之西域。凡通过狭义之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称为广义之西域。对这两义之西域人，我国古代都把他们称之为“胡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也被称之为“胡人”，历史上曾有“五胡乱中华”之说，“五胡”即指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而言。
在狭义西域的广大回纥人，是在唐朝时期帮助他们从突厥贵族统治下解救出来，并改回纥为回鹘，意取“回旋轻捷之鹘”，甘心臣服于唐，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太宗之初，东突厥降，部众“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代宗时，吐蕃侵扰，西域各部落小国派驻长安的使节及家属数万人，一下子都成了大唐长安的移民。伊朗古教之一（三世纪由摩尼创立）摩尼教约在公元六、七世纪传入西域回鹘族群。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应回鹘之请下令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又在长江流域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立寺。因此唐都长安居住了大量的摩尼教徒西域回鹘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于阗王尉迟胜父子亲自率兵五千，大食国派兵四千来唐参加平乱。事后无一愿归，都赐居长安 。甘愿称臣称民。可是，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摩尼教遭受了严重打击，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人也遭到伤害。此时，大量的回鹘摩尼教徒集体西迁至葱岭以西的广义西域，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混 居在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相互融合，回鹘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到了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在中华大地上建起了元朝帝国，进行扩张西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的后裔们，同葱岭以西的中亚及波斯（伊朗）、阿拉伯广大地区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大批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中国来。据载，自唐至元就有数十万穆斯林迁居到中国。（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就成了诞生中国回族的基本群体，中、西亚人则大部成为回族的融合群体。不难看出，回族“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回族也称“回回”，其义 为“回”鹘人的后裔被成吉斯汗又带“回”到了中原故士“老家”，故称“回回”，亦有“西域回回”之称（狭义、广义均可所指），也还有一小部分回鹘人和蒙古族融合形成裕固族，维吾尔族也是由回鹘人演化而来等。总之，这数十万穆斯林，主要以驻军屯牧和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中国的西北、中原及江南、云南等地区。
鉴于上述，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些已成为中国回族的官吏、学者多在京都及其他名城服务朝廷，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烧瓷工匠、画师们多去云南、广州、扬州、泉州等南方各地；建筑、制毯工匠多去新疆、宁夏、甘肃等西北地区；作为掌教则去北京、西北、南方的都有。回族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又增加了新的重要一员，尤其是已融入回族中的中、西亚人，更尤其是波斯人，同我国各民族人民一样，为建设和繁荣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华大地贡献和发挥聪明才智，在我国发展史上都已公正地为他们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比如，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撰了万年历，制了浑天仪、方位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建筑家亦黑迭尔丁依照我国传统建筑术，设计元大都北京建筑规划并领导修建，这是后来北京城发展的基础；诗人萨都剌、山水画家高克恭、学者瞻思、诗人丁鹤年、戏剧家马锦、画家改琦等人，他们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独特风格的作品，为丰富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另外，元朝初期的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在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注重农业生产，倡修昆明六河，广设驿站，兴办儒学，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明朝初期的回族航海家郑和（云南昆阳人，名马三宝，父祖辈为“哈吉”）曾在二十九年当中率领庞大船队先后访问了30多个亚非国家，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明代晚期福建泉州学者李贽，字卓吾，出身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回族世家，著述甚多，影响颇广，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元朝有四种人制，回族人在元朝属色目人列，且是色目人中的重要成份，地位一般高于汉族人，这也可能成为当时回族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活跃 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和条件。然而，毕竟他们是外来者，又主要是被征服者，则绝大多数回族人民在蒙古贵族劫持下辗转流徙，生活上不稳定，风俗习惯有时也不被尊重，这就形成了他们对环境迁徙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不能只视为对流徙的适应性，尤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将他们所具有的能够赖以生存的智慧与技能同当地条件很快相结合、相融合的适应性。如新疆制毯的发展与新图案、新色调的出现，宁夏建筑釉面砖的持续发展等，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再如波斯烧瓷术，虽然通过银胎金掐丝珐琅镜已证实在我国唐代已传入，但事实证明在元代以前并没有发展，由于一些原因使它也不可能发展。比如，唐宋两代瓷器正值精尖繁盛时期，尤其宋代被称为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烧瓷这一外来新品类不可能有它的发展空间，况且这种波斯烧瓷工匠当时又能有几人？除此，据《中国科技史》中记载，凡是为朝廷制作或仿造外国“奇器”者，在唐朝均被儒家官吏排斥，在公元714年有个叫及烈的人，尽管颇有技巧，但也因此未受到唐玄宗宠用，波斯烧瓷是否也在此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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