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中盛时期 清朝
清朝前期景泰蓝发展并不显著。据载，经过几十年到乾隆朝（1736－1796），由于爱新觉罗弘历皇帝本人的爱好和提倡，才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坊日益扩大，设计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改革了明代青铜铸造捶丝技术，采用延伸性能强的纯铜为料，应用新的打胎掐丝技术，同时还出现了脚踏磨活机，提高了打磨质量和效率，因此，产品胎型多样，胎骨周正，生产持续上升。尤其是粉红色釉料的发明，为我国珐琅釉料制作史上写下了永放光彩的一页，具有划时代性。这种新釉料本是为了适应画珐琅研制的，后来才逐渐施用掐丝珐琅（或说景泰蓝）器物上。随之在点蓝技艺上还出现了“润色”，这又是一个犹如金丝眉月般的创新之举。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对各类文物尤其是景泰蓝史和实物鉴别很有研究，是位专家，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0•金银玻璃珐琅器》专卷，并撰有专文《景泰蓝》，早在1981年就发表在《文物》杂志上。我们这里不妨援引其中一段，饱览此期景泰蓝之繁荣境况：“除仿古、仿景泰、仿欧的作品外，创烧了大量有本朝特色的精美新产品，如凫尊。釉彩有造办处自炼的，也有广州洋彩和北京洋彩。图案有仿古鼎彝纹饰，也有仿欧花纹。弘历御用的器物用金胎掐丝，一般仍是铜胎掐丝镀金。品种从家具到祭法器，从佛像到禽兽形象，可谓应有尽有。形制之大，釉色之富，花纹之巧，掐丝之工，制作之精，数量之多，都是罕见的。举掐丝珐琅塔为例，乾隆二十九年为热河造六座，用红铜六千七百一十斤三两五钱，镀金叶一百六十五两二钱九分六毫，共需买办材料工价银六千八百九十一两六钱六分八厘。其后于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七年又各造六座一套的掐丝珐琅塔，现陈设于故宫乾隆花园梵华楼和慈宁花园宝相楼。其中蓝绿地杖枝莲八宝纹宫殿亭式塔高239厘米，底宽96厘米，其余各塔高宽大致相同，而形式争奇斗艳，地杖花纹变化万千。釉色有浅蓝、粉绿、白、黄、大红、宝蓝、粉红、藕荷、香色、黄绿等，都不透明，表面呈现一层莹晶的宝光。掐丝珐琅塔可以代表乾隆朝掐丝工艺的高度水平，堪称我国古代掐丝珐琅之王。”（见图八）。当时的珐琅作坊分别设在紫禁城和圆明园，春夏秋都在圆明园烧造。
清道光（1821－1850）时期，景泰蓝开始作为商品外销。到咸丰（1851－1862）、光绪（1875－1908）年间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已很有名，更由于当时减薄了铜胎、采用电镀术，降低了成本，在当时出口项目中占着重要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朝廷在北京设立了工艺局，局内专设有景泰蓝作坊。由于外销量不断增加,在北京还纷纷办起了一些私营景泰蓝作坊，多达八、九十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景泰蓝商号有 “老天利”、“洋天利”、“德兴城”、“达古斋”等等，这些商号的设备、工序齐全，作工也很精细，规矩。现在故宫所藏的光绪年间大熏炉、蕃莲鱼缸等制品都是这些作坊制作的。尤其值得我们惊呼一声的是,“老天利”生产的《宝鼎炉》曾于1904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的殊荣。以后到1913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景泰蓝又梅开二度，再捧金杯。我们纵观景泰蓝发展史，清朝时期可谓中盛。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乾隆皇帝的有关往事作些忆录和点评。
第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景泰陵前又建了黄瓦歇山顶碑亭，亭内有碑，碑南面刻有乾隆皇帝题的《明景帝陵文》，北面刻“大明恭俭康定皇帝之陵”。碑后是黄琉璃瓦硬山顶稜恩殿三间，其后是宝城。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已超出“保护文物”之举，倒是充分显示出他对景泰皇帝的同情之心、尊崇之意、怀念之衷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冒昧地认为其因有二：一是，清乾隆朝与明景泰朝的外患同是北部蒙元复辟势力，视景泰皇帝为抵御和抗击这些势力誓死保卫江土的英雄；二是，乾隆是个喜好艺术尤其是喜爱景泰蓝艺术的皇帝，对于爱好的事物就必然去研究探讨它。其结果，乾隆也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景泰蓝”这个名字无疑是来源于明景泰年间，在景泰蓝发展史上景泰朝是个颠峰，是丰碑。
第二，乾隆朝在景泰蓝发展史上可算是又一个颠峰。在仿古产品中，大量地仿制景泰产品，在这些仿制品上刻“大明景泰年制”的字样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他既维护了自己的皇尊，又表达了他对景泰皇帝的缅怀，同时显示了他酷爱景泰蓝艺术的风范。
第三，乾隆朝的珐琅制品除了仿景泰，还以相当大的精力物力去仿欧，这里的仿欧，一是仿制欧美制品，二是画珐琅，既是仿，必然充溢着西亚和欧美情调。这些画师除了来自广州、九江、苏州的南匠，其余都是从外国请来的，有些色质的釉料是从外国进口的。前面已经谈到，掐丝珐琅匠师则全是家内匠，没有外国人，况且景泰蓝与画珐琅分设制作场地。现在北京仍有个别厂家保留了画珐琅工艺。 好贴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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