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与五代北宋潍坊金石目录学
作为中华文明木本水源之地的潍坊,自古为文物之邦。保存、整理文献,被先贤设为神圣使命。而图书目录学、金石考古学等,是这些活动的产物。汉代郑玄的《诗谱》、《三礼目录》、《论语篇目弟子注》等,已发图书目录学和校雠学之先声。聚书万卷,并编有书目,他去世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P家取之”,可惜这部书目不传,他的《地理书钞》也涉及目录学。隋代以后,印刷术发明,特别是宋代庆历以后,毕升活字印刷推广使用,使书籍成本大幅度降低,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更为知识分子考古治学,提供了方便。潍坊地区学者藏书蔚然成风,学术空气也浓厚起来。唐代青州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颇好儒术,少负纵横之学,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当时藩翰咸称之”,聚书达几万卷,并建有藏书楼―――万卷楼,聘请后来成为后晋名臣的杨彦询为他整理掌管图书。五代青州人何鲁“蓄书数千卷”。宋初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北宋末,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在青州搜罗图书,收藏十分丰富。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留存,“所锁十间屋”。在充分收集、积累文献的基础上,潍坊的图书目录学、金石学开始发展起来。五代十国时朱遵度和北宋末年赵明诚,是其中的代表。朱遵度,青州人,以藏书丰富、博闻强记闻名当时,人称“朱万卷”、“书橱”。拒绝辽国征召流落江南,投奔楚王马殷,当地“诸学士每为文章,先问古今首末于遵度”。后来又举家迁居南唐都城金陵,隐居不仕。著有《群书丽藻》一千卷、《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目录》五十卷、《漆经》三卷(我国最早的漆工专著)、《马经》一卷、《辨马图》一卷、《马口齿诀》一卷,《医马经》一卷,《明堂灸马经》二卷、《论驰经》一卷、《疗驰经》一卷、《医驰方》一卷。《全唐文》存其《栖贤寺碑》文一篇。
朱遵度的《群书丽藻》把文章分为六类,“一曰六籍琼华”“二曰信史瑶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峦”“五曰绛阙蕊珠”“六曰凤首龙编”,合为二百六十七门,共收文一万三千八百篇。朱遵度的分类法,前四类基本承袭了《隋书・艺文志》的经史子集分类法,但名字更有诗意。第五类把仙释一类宗教著作单独分出,第六类把皇家著作单独分出,这种分类更加科学精细,在当时目录学界是非常先进的。这一时期的赵明诚,不仅是潍坊地区最重要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之一。
赵明诚为徽宗宰相赵挺之少子,母为青州(今青州市)郭氏女,所以赵挺之早年治私邸于青州。明诚自幼爱好金石收藏,二十一岁时娶章丘人时任礼部员外郎、著名学者李格非之女―――十八岁的李清照为妻。二人志气相投,婚后继续各种金石图书拓片的搜集收藏工作,同时也一起继续《金石录》的创作。据《金石录后序》载:“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病死,由于政敌作梗,赵家被抄,赵氏兄弟入狱,旋既释放。郭氏夫人率赵氏族人从东京回到青州私邸。赵、李二人开始了一生中最幸福甜蜜的乡里屏居生活,这种闲散的生活对他们的搜集整理金石图书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在这期间,赵明诚对山东境内古代碑刻进行了详细考察,足迹遍布山东各地。为了弄清仰天山的一处题刻,从其在仰天山的题刻看,赵明诚至少五上仰天山。靖康元年(1126),蔡京倒台,赵挺之得到平反,三个儿子相继起复出仕。赵明诚被任命为淄州知州,不久,又改任莱州知州。这年年底,金大举攻宋,不久即攻陷东京。建炎元年(1127)三月,适逢赵明诚母亲病逝于建康,鉴于当时的形势,赵明诚顺便带了十五车金石书画精品运到建康。不久,李清照也带一部分书画奔赴建康。十二月,青州兵变,留在青州的十几屋金石书画化为灰烬瓦砾。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人陷青州。南渡后,两人辗转流离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所带图书文物不离左右,著述之志未尝稍衰。建炎三年(1129)五月,赵明诚被旨知湖州,离别之际,李清照尚急问赵明诚所带图书文物如遇危急如何处理,赵明诚答曰:“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可见夫妇对这批劫后图书文物的珍视。八月,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忍痛继续《金石录》的编辑整理工作。直至绍兴中,近七十岁的李清照把《金石录》上于朝廷,才算最终完成了这部金石名著的编纂。
赵明诚、李清照一生长期访求金石碑刻,收集从三代到五代古器铭文石刻拓片二千多卷。《金石录》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分三十卷。前十卷按时间顺序排列目录,题下多著明年月及撰书人名,后二十卷集跋尾五百零二篇。考证精谨,收罗丰富,其学术思想为人所称道。
赵明诚非常重视金石碑刻的史料作用,他在自序中说: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於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污,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谍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不盲从前人,以碑刻证史,所以在书中跋尾纠补正史之处甚多,对于前辈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中的差误也多有驳议。《金石录》还注重利用金石碑刻与地方志书的互证。《金石录》多次引用当时的地方志资料,如《曲江县图经》《韶州图经》《潍州图经》《青州图经》等地方志书。
赵明诚在书中表达了对金石研究中一些弊病的不满。如收藏家李伯时对自己收藏的古方鼎没有根据的以经传比附以自抬身价,赵明诚以为这种“好古之鄙”“殊可笑”。赵明诚编纂《金石录》过程中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这改变了以往中国金石学只是作为士大夫书斋中消磨时间的玩物的状况,使金石学具有了近代田野考古的萌芽。在《金石录》的编纂过程中,赵明诚总是想尽办法,亲自考察原器物碑刻,以保证其史料价值的确定无疑。仅以潍坊地区为例,他几乎走遍了各个县市。这种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思想在当时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金石录》在中国金石史上的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理学大师朱熹在《家藏石刻序》中评价,《金石录》比欧阳修的《集古录》“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 晚清学者李慈铭评价说:赵氏援碑刻以正史传,考据精慎,远出欧阳文忠《集古录》之上,于唐代尤多订新、旧唐两书之失。当时新史方行,而德夫屡斥其谬误,悉心厘正,务得其平；于旧书亦无所偏徇,真善读书者也。
可见,《金石录》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在中国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除《金石录》外,赵明诚还著有《诸道石刻目录》(十卷)、《古器物铭碑》两部金石著作,但可惜都已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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