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20年之传奇人物——王波明 高西庆 杨百万
【出师之前】特殊背景的特殊经历 美国留学结识高西庆特殊背景的特殊经历 美国留学结识高西庆
王波明小学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只上到了四年级。青少年时期在社会上晃荡几年后，被分到北京农药二厂的一个烧碱车间当工人。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从1964年至1975年，一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80年，王波明到美国留学。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交易所工作一段时间。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高西庆新闻,高西庆说吧)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比较高，也许他太有***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王波明亲历纽约大股灾 尼克逊关心北京留学生股票套牢
王波明和高西庆都有踏足华尔街的经过；王波明更适逢其会，遇上了八七股灾，目睹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
美国人说，两年后我们才能剥削你。
一九八五年高西庆想回亚洲实习，就找到高特兄弟所，在香港干了三个月。当时美国与香港移民局和律师协会有约定，就是不能雇用香港本地律师，怕与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竞争。这时来了个高西庆，这就含糊了，这是个中国内地人呀，拿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于是出了一大堆文件，证明高西庆是修铁路出身，不是赌香港马长大的，不会搅和大家的好日子。
一年后高西庆毕业了，还想再练点实事，就到处找。问了几个美国所，人家都要求签五年约。美国人说，新律师前两年都是学习，要我们带，剥削我们，后两年才是我们剥削他们。高西庆想得挺美，干个一两年就回国，让人家剥削不著，这样自然谈不拢。最后还是回到MUDGEROSE。人家有老交情，眼光也远些──谁能料定这急脾气的中国人将来何等发达？
高西庆想回国免剥削果然，才干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高西庆就提出要回家。美国人好意相留：至少应该在所里四个部门都待一下，这一转就要二年。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
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
这话太刺激了，人家好歹也是个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呀。美国人脖子一梗：尼克逊写信管用吗？
尼克逊果然写了一封三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在以后几年中，尼克逊还帮过高西庆几次。从一九八七年开始，高西庆每年都在美国杜克大学讲学。原来是一个月，后改为十天半月的，一年讲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另一年教IBT，国际商务交易法，就是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合资法等，两年轮一次。
不能让人家讲闲话一九九○年三月，高西庆在北京和平宾馆参加完联办成立一周年庆祝会后，得知他的讲学申请被美国使馆拒签，很恼火。碰上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说起这事，这站长也火了，马上给尼克逊打电话。两天后，尼克逊的信到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又两天后，美国使馆的签证下来了。
高西庆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回到北京的。说起回国，高西庆的牙咬得硬硬的：“我不能让人家说咱老赖在那里不回来，愈回来晚信任度愈低，就愈不容易回来。回来不回来，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影响非常大，家庭、事业、心理，回来就回来了，要不就回不来了。我认识的一些人，以前热情也高著呢，但还是没回来。有的也回来过几个月，末了还是没留住，走了。”美国生活腻腻的对回国这事，王波明说：“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王波明是一九八○年去美国的，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文。王波明讲：当时去美国太容易了，大陆去的没几个，美国的大学很欢迎大陆学生，给奖学金，想著能杂交优势。去北京美国使馆办签证，美国领事把我请进屋，宣传美国的教育如何之好，真有点求著谁的意思。
在美国又学了两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二千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往传媒钻──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大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翘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一九八七年王波明毕业后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驯牛或驯熊。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过二十万美元，比总统多。谁还没点追求呢。
王波明有很多缺点，但没有吃零食的毛病，也许这是美国人教育的好，纽约交易所严禁把吃的喝的东西带入。据说五十年代纽约交易所的掌门人寇尔曼（JohnCole-man）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他的女婿也在交易所混事。某日老头儿看到他女婿的脚边有一瓶打开的可口可乐，大怒：“把可乐扔掉！”小伙子不及多想，毫无畏惧地喊道：“我手里有九万股可乐股票要卖！”纽约交易所是喊价交易的，于是马上有买家接货。第二天股价跳高一美元，寇家损失了九万美元。
在纽约交易所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股灾。事后他一点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
股灾来了开市还是停市？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七时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经过前段时间股票较大的下跌后继续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是反常的。
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三至四百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卖股票的人多，他们就要买进；买的人多，他们就应该卖出。但是，星期一九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八成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三百万股东的IBM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八分之一美元之间，偶尔波动八分之三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周五下跌了十美元！
菲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十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开市指数泻近7%十点半，交易所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一百多点。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经济部主任、交易所总经济师立即嘱咐不要乱动，随时听从招呼。
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一九二九年大危机的情况。大家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谁也不知道该干甚么。
十点四十五分，股价掉到接近二千点。这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是支撑股市的最重要因素。有信心，股价到这点上就有反弹的可能。十一点，当指数接近二千点时，反弹真的出现了。指数回升到二千一百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股灾不会就此了结，否则就称不上“灾”。后事请看下回分解。
王波明甫上班即遇股灾上回讲到，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执行副总裁的王波明，在一九八七年毕业后便到了纽约交易所工作。王波明在纽约交易所上班没几天，便发生了八七年股灾。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甫开市，本来有约二千一百点的道琼斯指数便下跌一百多点，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交易所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 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是不幸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炒股，比如做生意。
牛顿炒股蚀二万镑在一七二○年的英国股灾中，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天才伊萨克?牛顿爵士也不幸失手，损失二万英镑。但牛顿先生牛就牛在虽然熊了一把，但下台阶的技术很牛：“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但对人们的疯狂却无能为力。”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是格兰特将军，一八六九年他继任林肯当上美国总统，曾连任。格兰特的儿子与人合伙开公司，被人卷款而去，格兰特负债累累。为了还债，格兰特开始写回忆录。动笔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咽喉癌，于是写书成了一场与时间相拼的战斗。格兰特的体重从二百多磅降到一百三十磅，书稿完成几天之后他就逝世了。这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但没有提及自己做生意的不幸故事。出版商为格兰特最后的努力所感动，把版税从二十万美元提高到五十万美元。这位出版商叫马克?吐温，他闲时写下名著《汤姆．索耶历险记》。
王波明讲另一个大人物卢德如何失手。
十一点讲话掀狂卖潮一九八七年十月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瞬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菲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讨论对策。菲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列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卢德于十一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定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卢德大概没有想到，一向听是风就是雨的股市对他的话会作出如此巨大的反响。日后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股票大主顾也来大抛当卢德的话透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一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他们都是股票市场上的大主顾，交易的单位按批量计算。一个批量是一千股。此刻，他们一抛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批量。在这种被称为加农炮效应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一下子跌到一千九百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十二级巨风刮过海面掀起的涛声，交易所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八十至一百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六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忽然，一位同事意识到，历史将在这里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说，“走，到交易厅去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设在二十三层高的办公楼的一层，是一个独立的大厅。大厅有五分之三个足球场大，高四五层楼。电脑显示屏幕围成十四个交易台。每个交易台固定进行若干种类股票交易。周围有供各会员公司经纪人使用的专线电话、电传、电脑和播放政治、经济新闻的电视。进行交易时，经纪人接到公司转来的顾客指令后立即记下，到交易台执行，然后把资讯反馈回公司。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五分钟。平时经纪人在电话、交易台之间穿梭往返已是一片忙乱，眼下的情景更是让人不忍目睹。交易台前，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声嘶力竭，高举右拳，大拇指朝下，发出卖的信号，但是没有买主。
程式交易落井下石回到楼上，大家焦急地等待著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式交易不期而至。
程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八十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盈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 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
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中，矛头一致指向程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期货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盈利唾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价格又跌了一百三十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四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五百零八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二成二。
教堂高声指责“吸血鬼”下班后大家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著笔记簿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发般的袭击，多数人且答且退，唯恐说话不当惹出麻烦。也有少数人大概为第一次处于被世界瞩目的地位而忘乎所以，慷慨激昂，高声演讲。
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卖热狗的小摊主人也用料事如神的口气说：“我从前劝你们不听，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掉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到底有没有人跳楼，请看下回分解。
沪深股市十年悲喜录列根来电打气格老出动救市上回讲到，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道琼斯指数创下一天下跌五百零八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二成二。下班的时候，交易所门口都布满记者、电视车和人群。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喊：“看！有人跳楼了！”王波明没看到有人跳楼，其实那次股灾确实有人跳了楼，没窗户还有门哩！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王还有许多事没看到，但并不等于就没发生。看到过打架吗？
华尔街资金顿时干涸股灾前三天，十月十六日，日本大藏省次官等一批日本人到交易所参观。收盘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人因为几笔交易有争议开始吵了起来，接著又开打动粗。这场面立即吸引了日本人，陪同的人很机灵，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收盘仪式。日本人笑了，表示很赞赏。
王波明接著汇报自己看到的场景。
收市以后，交易所主席菲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证券公司和股票商们尽其可能地购进股票，晚上结帐时发现自己的资金干涸了！华尔街的资金干涸了！如果银行不给予支援，华尔街第二天将会停摆。
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帐快还！
明天华尔街用甚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戴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著“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
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提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是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菲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甚么？我们能帮甚么忙？”菲伦不客气的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甚么忙需要你们帮了。”九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价格上涨二百一十一点，回升到一千九百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指数掉到一千七百一十二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二十四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看看崩溃竟要应验，菲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不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硬抱著能坚持一分钟就坚持一分钟的决心，艰难地支撑著濒临崩溃的市场。
格老吁银行救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后来奇□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定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后来才知道，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援证券业。同时，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百分之九以内。
国家中央银行此举与一九二九年危机时截然相反。那时，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没有限制。而这一次，到星期二中午，市场上充裕的资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两天的时间也使不少人冷静下来。股票市场上空由阴转晴。半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上爬一百一十三点。从下午两点到四点，股市价格稳步回升。
第三天价格继续回升二百点，中午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列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王波明。
高西庆王波明华尔街相遇只要听到中国话，就互相稀罕起来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
毕业前，王波明就弄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侃改革发展。中国战国时代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主业就是侃大山，后来不养了，跑美国侃去了。时常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
酒逢家人千杯少，就著国事家事且笑且叹。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国内社会上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和他的一群朋友热血滔滔。
聊著聊著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隔著太平洋嚷嚷，声再大也没用。但回去了怎么办？ 【壮志雄心】与高西庆相约回国筹建股市 不成功就去修车卖包子
难以想像，王波明1米8的大高个塞进“联办”那富丽窄小的英式靠椅里，会是个什么样？就像你无法将资本市场引进中国这段往事，与“联办”稍嫌低矮狭小的空间联系到一起。
“联办”，现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不管其名如何变动，王波明依然是这里的掌管者，这位联办总干事的另一重身份，还是《财经》杂志社的出品人。
王波明扛着肩，趿着脚地踱进门来。联办成立17年来，这是他第二次接受采访。
“将股市引进中国的这档子事，在我脑子里一直特别重。自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顾评判，我怕我说多了会出错。”王波明眼睑低垂，京腔低沉。
说罢，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烟。他的步调、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吝。
稍顷，他重新坐回。正如记者王安曾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只是此刻，他的手中冒出一罐啤酒。
想问啤酒的滋味，如同请他回首往事，纯属多余。平淡饮进，咽进的是他少年时，作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亲自尽离世后，自己过早的颠沛流离；人到中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师，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归归国，建立中国股市的前前后后。
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方毅发出邀请，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有人将这个年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国。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此后，他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了两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与公派留学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留学。“一个亲戚为我提供了经济担保书。”回忆起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那段，至今都让王波明乐不可支，“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到了美国，别人一听说是大陆去的，敢情把你当个稀罕物，都围着你问，你在国内吃得饱么？哟，你还能骑自行车上学啊。”
两年后，王波明以全优成绩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当然，除了奖学金，吸引他的还有大学本身，“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儿执教”。
同样因为钱，上学期间，他不得不在纽约的《华侨日报》开经济专栏，苦心经营千字短文，赚取杯水车薪。这是否为他将来做传媒人埋下伏笔，王波明笑而不答。
总之，在美国当记者，他说他很享受，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既然要写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必须要把中国的事琢磨透。自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步入城市，中国形势就很热闹，几乎天天在变……”
他挺矫情地抛出一个词：“激动人心。”再激动人心，也不及他一头扎进纽约交易所来得痛快，能闯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管他“驯牛”或者“驯熊”。
“1987年，哥大毕业后，我乱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职信。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复，我想以前从没有中国人进过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其实，当个经济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凡是个人就是经济师了。”
凡是个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总统多。但一年过后，王波明回国了。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过海归回国的理由：家国情结、拥有政策保障、回国发展空间大等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语言来得生动：
“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今天的他无疑含蓄了、绅士了，“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话聊起来挺长，最简单的版本是——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比较高，也许他太有***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国内来人也是直奔大本营，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贵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真要回国建立股市，似乎没几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虽说没打算一辈子呆在美国，但他并不抗拒纽约，不夜城，有活力，多姿多彩。
经不住高西庆等人的撺掇，得，还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内，耳边也不得闲：一个经济师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时，他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东边修车，西边卖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个月，高西庆在纽约愣找不着王波明。王安曾戏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桩悬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国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把我忽悠回来后，上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上给你报销。
那时候真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也不能怪他们不回，就拿李某某（现为某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打比方，他还是1984年回国的呢，自打他回来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应该在人行当部长。结果呢，体制还在那儿，什么部长？连科长都不算，一切从打水扫地开始。
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庆没拿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我们拿绿卡是相当容易的事儿。可就想到事业的艰难，怕有绿卡在那儿，一遇困难就往后撤。
刚开始确实很难。我俩刚回国，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进中南海，是贾宏生带我去的。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他对我说今天国务院开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主持会议的叫宫著铭，开会内容正好是王岐山他们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
万寿宾馆会议
早在同年4月，上海庆祝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之际，宫著铭就以人行司长的身份飞往上海祝贺。当晚，他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说到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第二就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证券交易所钱就不用愁。
说起大宫，那可真是个人物啊。还有王岐山，他那时负责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刚刚涉入金融领域。我和高西庆虽然懂证券市场，可是上层运作得靠他们。王岐山对这事一直很积极，我想他那会儿还不太懂股票市场是怎么回事，但已经隐约地感到了这事的重要性。
7月9日，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编写这份白皮书，共花了一个多月。起草小组有我、张晓彬、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
《设想》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
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
白皮书递上去了。
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民银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
“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1992年，我参观浦东时，它真是破破烂烂。虽然他们给我看模型，指这儿是陆家嘴，那儿要歌剧院时，说得特宏伟，我心里一点都不信。再说开上海交易所时，李祥瑞在会上打招呼：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赚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我没反对他的说法,但也没想这么快,几乎一年左右,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抽向上海。没想到股票交易量大大超过债券交易量，百万富翁大量涌出，比如杨百万，不过，他是炒债券发的财。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遗憾？
1980年代突建证券市场，是全搬国外，1990年代的中国股市是结合中国国情，搞得有点四不像，“现在中国股市又回到一个没有硬伤的市场上来了，十几年了，该付的学费也付了，该流的血也流了，该是成长的时候了吧？”王波明自饮自问。
至于“联办”，1989到1992年，它的使命似乎已然结束。“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联办’的钱花光了，人也没得用了，理事会就差明说要我们自谋生路了。那几年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要做什么。后来高西庆提出，有个互联网的东西，将来准能把办公室、图书馆全都灭了。这样我们才与政府完全分开，转型下海。”
别看现在《财经》杂志、和讯网具有行业知名度，“可在1998年，《财经》的概念都没形成，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1995年，互联网进入时，和讯网亏钱，我说养着，做事得往长远看。”
不知这位自认目光长远的人是否心存遗憾？“证监会成立时，我和高西庆几个都进去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觉着我不适合呆在政府部门。我没办法呆。现在回头想想，我要是留下来了，又会怎样？”
其语气遗憾，莫如自夸。
高西庆
高西庆，生于1953年，陕西人，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在西安昆仑机械厂当工人；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后回到西安工作；1978年考取母校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第二年转入国际经济法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2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在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1987年底回国创建中国证券市场，1992至1999年历任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联办”）首席律师，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2003年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1981年至1999年先后被评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从工人到学者——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近年来有个新名词叫作“海归派”，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海外学成归来为国效力的一代留学生。高西庆可以说是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海归”代表人物。
留“板寸”头，说话也像发式一样利索率直；办事讲效率，不屈不挠，不浪费时间；在对外经贸大学从工农兵学员到研究生，再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与尼克松同是杜克大学法律专业校友并进行过交谈，又与这位校友同样取得纽约律师事务所律师资格，放弃在国外的社会地位，只愿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并在期间经历学者官员生涯十余年——这就是高西庆，朋友们称他“西庆”。
概括地评价高西庆的性格，可以用两个词，一是牛气，二是牛劲。这两个性格特征可以说贯穿了高西庆人生和事业的各个时期。
靠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牛气，1973年，还是一名普通工人的他想尽办法争取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为全市技术人员办 英语班的旁听证。开始时，教室里技术人员坐得满满的，他这个工人旁听者只好站着听；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到结业时只剩下十几个人，靠着一股认准了就不退缩的牛劲，他的成绩竟超过技术人员，排名第一。一个工人这么愿意学习，学得这么好，这种牛气和牛劲感动了领导，对他第二年被推荐上大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仍然靠着这两种互为补充的性格，高西庆在大学时期的学习仍然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25岁的他考取了母校首届研究生。在这之前，他大学毕业已被分回西安工作，他本来可以留京，因为牛脾气而得罪了人，于是一走了之。
读研后，他最初的方向是国际贸易专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几个月后，学校新增设了法律方向，他因英语好被推荐改学法律。当时他还不想转专业，后来被动员去听法律课，结果越学越有兴趣。他至今非常感谢鼓励他改专业的老师。
1981年，高西庆留校任教。他的牛气和牛劲感染着学生们。1982年，受学校派遣，他赴美国进修深造。1983年，30岁的他在美国一家律师所工作实习一年后，考取美国著名高校杜克大学的法学院。他一下发现，在美国的学习与在国内完全不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必须在课下读完老师开出的一大串书单上所有的书，并做出笔记，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应付课堂上老师提出的一连串问题。牛气的他，不能容忍听不懂、看不懂和答不出，于是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靠着那股牛劲，经过一段时间玩命式的攻读，他的阅读和书写速度大大加快，而且书写也是既快又工整。法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在这强大压力之下积累起来，牛气与牛劲帮他从单调厚重的法律原版书中领悟到法律的真谛，那也是过去从未尝过的最鲜美的专业知识的草料。卓有成效的三年苦读为他考取纽约律师资格创造了条件。这一资格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因此也最难获得。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这一资格的大陆中国人。考取了律师资格，高西庆成为一名能在美国正式开业的律师。
当高西庆获得律师资格后，他却又放弃了这个令多少人羡慕而不可得的地位。这一举动尽显了高西庆特有的牛气——对一种超越于现实物质存在的追求，他的牛气背后是高远的理想。
学业有成的他选择了回国发展。其实，这一想法自他出国起就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回国并且回到母校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热爱教书这一职业。他每获得一次新的上学机会，就对教师的职业更增一分热爱。而且，最需要法律知识的人群在国内。他要把做学生时从老师那里所得到的知识，再用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奉献给正在渴求知识的中国的学生们。为此，他婉言谢绝了美国不少名牌大学和政府机构的聘请。
回国后，高西庆在课堂上采取了全英文授课方式：用英语讲法律、提问题，并要求学生也用英语回答。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学生们也像自己在国外学习时那样逐渐习惯于来自教师的严格要求，并且不出国就能受到最严格的训练。 2、创建中国证券市场——衣带渐宽终不悔
高西庆于1988年选择回国，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提出这件事，让世人知道了他的牛气；做这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付出的牛劲。
他做的这件事，从他回国后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可以略见一二。他参与了国家体改委的证券交易法的起草和建立国家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他与国家体改委牵头，将制定公司法的设想付诸实施；他还参与了由《金融时报》主办的证券交易人员培训的教学工作……
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多次报道，因为这件事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章节。1988年，高西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海归”一起，将“股票”、“证券”这个“怪物”，这副西方发达的促生剂带回了中国，并以不挠的意志，最终创建了中国证券业及其法规系统。在他的心中，“学艺于他山”只是追求，“用武于本土”才是志向；因为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走向深入为他的回国提供了机缘，创建证券市场已经为他实现志向提供了广阔舞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之后的十来年，是国家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年代，证券市场的创建为这场伟大的变迁适时地引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高西庆正是在这一变迁中，承担了证券市场及其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开拓者角色。
高西庆回国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积极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并为此设立了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初创的工作是紧张、高效而艰苦的，然而创业的兴奋融化了奔走的艰辛。1988年3月，高西庆与王波明、王巍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他又参与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了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高西庆任首席律师。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并未因此泯灭，只是转向在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联办都是主办单位。自此，中国的证券市场逐渐蓬勃起来。
在创建法律与规范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非规范化、非专业化的社会现实，为此要花大量精力弄清关系、路径，摸清国内办事机构，跨越道道关卡。他要用自己的眼光、胆识和***去说服决策人。他常常是骑着自行车每天四五个小时，往返于西郊的万寿路、南城的珠市口和东北郊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之间，有时顶着西北风，车子就要骑不动了，但创办 证券市场的使命感在后面推着他一直向前。也正是这种“联办精神”鼓舞着他和同事们顶着各种非自然界的“西北风”一步步“骑”向成功，骑向回国的理想。正因为在筹办交易所过程中，他也吃了不少办事效率低的苦头，这更加深了他要致力于促进国家法制建设的使命感。
后来有人对高西庆说：要不是你们几个人的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资本市场。此话不假，为此高西庆应该感到骄傲，更骄傲的是他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从中验证了自己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证券市场的运行本是一个讲究规则的魔方，政府管理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法规体系，使这个市场的各方进入规范化的健康轨道。在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高西庆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理想可以说举步维艰。高西庆那种讲实效不讲客套的作风有时被误解，有人说他们从国外回来的人牛气。他觉得，只要这种牛气不是因为仗着地位高就没有什么不好；他更希望人们看到他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的牛劲，靠着它，证券交易所很快建立并高效率运转起来。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高西庆出任首席法律顾问兼发行部主任。由此他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员。发行部主任因为掌握着股票额度分配的权力，要把握的是如何“用最行政的方式解决最市场化的问题”，因此这一位置十分敏感。学者出身，对职权的魅力不感兴趣的高西庆，更愿意干实事。在这期间，他起草了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同时H股成功发行。在这两件事中，高西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1995年10月，高西庆就主动辞去了证监会的职务。他这时的主要精力是在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1997年夏，他出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兼香港中银国际总裁，后者是由他筹建的投资银行。此时中国经济改革已到重要关头，国有企业重组，经济改革越来越紧迫地期待金融体制的改革，期待着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出现。高西庆意识到，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年他回国时就已经意识到开放走下去必将对改革提出更深入的要求，现在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
1999年，高西庆再次回到中国证监会，被任命为副主席。他也是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美国华尔街执业律师身份的副部级官员。他其后的生活，他的所做所言都成了透明体，最了解他的人群是中国股民。他在自己创建的证券市场里品尝着最强烈的忧喜和一个新事物的严峻挑战。这是一段短时间里浓缩的事业历程，是最特殊的人生积累。 转换新岗位——“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02年，高西庆被任命为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他经历了从媒体和股民关注的焦点到灯火阑珊的角色转换，但不管是暴风骤雨还是和风细雨，他都乐于接受，因为他理想未变，***未减；因为工作的艰巨性依旧。他现在所在的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府部门，其责任重大，与民生关系密切。比起在中国证监会时每天疾风暴雨般的快节奏，这里更像一座无形的火山，看上去平静，却是潜藏着巨大的未知的能量，一不小心，它们就有可能转化为危机，一旦爆发，并不亚于证监会。
如今，历尽沧桑的高西庆，回忆起十七八年前自己作出的回国决定仍感十分庆幸，牛气的他得意于自己能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早“吃螃蟹”的人。如今无数外国的投资银行来访，其中就有当年留在美国的同学。他无愧于海归派的先行者。喜欢创新的他，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前头，做了前无古人的事，感觉特好。他身上的理想主义也感染着周围的年轻人，他做的事业的牛气和牛劲也吸引着年轻的同仁们。他体会到中国证券业下一步将更难，因为持续发展比创业更艰难，因此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回国后很长时间里，高西庆一直是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名教师，每学期为研究生讲授证券法方面的课程。他回来后，在担任证监会官员等重要社会兼职之外，他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诺言：踏踏实实地做一名教师，严严肃肃地做一名学者。他认为，要致力于中国证券业的专业化，就要保持一种严谨性，一种科学态度，而在学校教学则最能提醒自己更严谨地研究法律中的问题。他时时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的国度，急需一茬又一茬学业上根子深底子厚的经济和法律人才，急需一批更年轻的所谓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愿意培养出更多更“牛气”的人才。他认为，人才的定义不光是专业知识，更要有理想，还要有个性。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在寻找新的东西去创造，不图眼前的小利益，尽管他也承认不为任何个人利益是不可能的，但他更希望从整个民族的大利益中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成就感。正是因为这种个性，年轻些的同事对他很钦佩，觉得他做的事业很吸引人；同样的忙碌，他和他的同事们有着高远理想在支撑。联系到眼下的年轻人，他认为，似乎理想主义的魅力不再有吸引力了。毕业生找工作只求高薪，他认为，有些工作的舞台和机遇是很好的，只因收入少些就轻易放弃，以后会后悔。他说：“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批有使命感的人，我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义无反顾地站在这个队伍中。”
带着牛气与牛劲的高西庆，总会让人联想到两头牛。一头是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门前那只雕像铜牛，总是俯视着苍生，牛气冲天；另一头是他家乡黄土原上执著的耕牛，它从不灰心，从不动摇，又不失温文尔雅，拉着犁车，俯视着耕地，牛劲十足。
高西庆
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市场派一样，这些人士在政府的首肯下进行市场实验，他们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也受制于政府的支持高西庆9月正式出任中国国家主权投资基金总经理一职，相信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位1981年出国留学的海归，作为中国证券的创始者之一，因为拥有在华尔街的执业经历，和对于海外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熟悉，以及在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的境内外投资经历，而被视为第一代海归中难得的具有全球投资视野的人物。
这位海归发誓要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坚定地持有市场化理念，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时常低下高傲的头颅，在两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幸运的是，在中国经济这辆呼啸的列车的挟裹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之快、开放程度之高，也许都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之外。高西庆是幸运的，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的缔造者与见证者，也是中国金融开放第一线的亲历者，谁能说这样的个人幸运不是中国的国家幸运呢？
在资本市场：创始者与挂靴者
有一则常被人提及的高氏逸闻。据称，1988年，王波明、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回国前在美联储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当然，社会并没有允许这样的人去修自行车和卖包子，如今一个是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另一个是众所瞩目的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总经理，亦商亦仕，不仅参与掌握2000亿美元外储投资权，在仕途上也进了一步，相当于正部级，可见社会与政府对这样的人才的急需程度。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与稍后的宫著、周小川、高西庆等8人起草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闸前官方与民间智囊的一次重要合作。1988年11月9日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距高西庆回国仅3个月，当时他身份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1989年底设立联办，高西庆任首席律师，不久，上海、深圳交易所开张，联办都是主办单位。以民间与学者之身，而行官方之事，反映出当时官方资本市场既想尝试又怕出问题的矛盾心态，因此彻底的官方主导行为却以联办这样的盖着市场化大衣的民间组织行事，也是为了“大不了关掉”作铺垫。
没有这些海归对于资本市场的信仰，没有敏锐的商业嗅觉，恐怕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延宕数年。高西庆曾经以特有的外表谦和下十足傲气的高氏语言回忆这段历史：“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有资本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
高西庆初次为官并不顺畅。1995年，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之职，其中原因之一，他本人在接受记者关于王小石案的采访时表示(寻租)情况越来越复杂。其实，这种急流勇退何尝不是抗议者的姿态？能说出“腐败是市场自己找到的平衡点”的人，内心对非市场的行为想必痛恨之极，但他居然还要为这样的行为买单，挂靴而去因此成为傲慢书生的最佳选择。
据知情人透露，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间，最愿意提及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发行。这是两件实事，前者使股市离市场化近了一步，后者则为中国资本市场留下了通往国际市场的一个活眼。
辞职后，在回对外经贸大学教了一年书后，高西庆出山担任中银国际总裁一职。直到1999年再次升任证监会副主席。并非巧合，与高西庆相知的周小川在2000年2月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由此进入海归派主导的市场时代。
除了功迹之外，外界的评论确实不乏对海归不服水土的一丝嘲弄，这种嘲弄在2004年海归代表之一史美伦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职时达到高潮，有人评价她“带给了股市未来，却没有带给我们现在”。
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俱全。但推出的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推出开放式基金、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上市公司增发无一不遭到市场的抵制与质疑。水土不服尽现无遗。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即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在B股融资渠道不畅、人民币资本项目严厉管制、B股上市资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让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确实是一大败笔，是操作过急的非智之举；而普遍的寻租现象使几乎所有的市场化举措都为资本市场的权贵阶层找到了寻租空间，是社会给这些市场派的海归人士提前预设的陷阱，使海归派所有的技术创新行为动辄得咎；而国有股减持这一五部委数次会议的集体决策，在失败之后，因为证监会坐在众目所瞩的火山口上而成为无从分辩的众矢之的。
在周小川2002年12月卸任证监会主席之职后，海归派大势已去，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本土派市场人士的主导期。高西庆于2003年被免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 在全国社保基金：闲职不闲
2003年2月到2007年9月，高西庆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负责投资业务。
高西庆曾对媒体说，2003年从证监会调入社保基金后，曾觉得副理事长这个职务是个“闲职”，没想到国家很快就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所谓重大决定即指设立中投公司，对于中国金融与高西庆个人命运关系甚大，这是后话。
闲职不闲。正是在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高西庆有了全球投资的视野，完成了从律师、监管者到投资者与监管者的蜕变，被国际国内投资市场普遍看好为一个优秀的投资市场人士。
在高西庆担任社保基金副理事长期间，社保基金最大的变化是向主动性与国际性投资迈出了一大步，同时社保基金的国有股补充方式基本尘埃落定，股权划拨方式几乎受到除国资委之外的一致首肯，社保基金由此掌握了划拔部分的投资自主权，而不是现金的被动接纳者。
海归派的市场与专业在社保基金神奇地取得了共识。一方面，社保基金面临高达8000亿元的巨大空账；另一方面，以2005年获4.16%的收益率，根本赶不上实际通胀的步伐，财富急剧缩水，引来一片质疑。但2006年社保基金的收益水平创下历史新高，收益196亿元，收益率为9.34%，分别是上年同期的3.7倍和2.99倍。已实现收益加浮动盈亏，经营业绩为620亿元，经营收益率为29.01%，分别是上年同期的8.7倍和6.97倍，这无疑催热了投资者的雄心，加大了国际化与市场化的步子。
目前不仅高西庆动辄谈及市场，在社保基金有关人士出面时，也言必称国际市场，以及美国退休基金、耶鲁大学基金等，看来，社保基金已经成为国际派的大本营，这无疑有高西庆的深刻烙印。
2006年12月社保基金在全球范围聘任海外投资管理人，共收到84家国际知名机构关于香港股票、全球股票(美国除外)、美国股票、全球债券、现金管理等5大类委托产品的106份申请，最后入选10家，将管理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华尔街日报》给予极高的赞誉，称“以近乎无可指摘的步骤和效率先后完成了从筛选、缩小范围、面试、洽谈合同到确定最终人选的工作”。这在国内的投资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一评价也是外界给予高西庆的极大褒奖。而高西庆也实现了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一点初衷，他对于国内基金专业程度的蔑视，恐怕也让国内基金无地自容。
在今年6月，高西庆卸任社保基金副理事长前夕，大谈社保基金将进入风险更大的私募股权基金，有迹象显示，与凯雷、KKR、TPG已经有过一轮接触。其实，早在2006年，社保基金就投资1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家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的发起人，此前曾以1亿欧元投资了中比产业基金。这都表现了日后投资方向的端倪。
在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高西庆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得以践行自己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投资理念，在证券市场失意通过社保基金得到弥补，这是一个悖论，却是中国资本市场被逼出来的现实。正因为有了在社保基金的个人转型，高西庆得到了更大的平台——中投公司。
在中投公司：危险的总操盘手
2007年10月，中投公司成立，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新上任的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公司揭幕之际说，中投公司将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不违背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公司的透明度，这是国字号金融公司转变的开始。市场化运作原则是本属同道中人的楼继伟与高西庆的共同信念，而中国外汇体制要改革也非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不可，时势俱合，将这股市场力量凝聚到了一起。
作为购物掌柜，高氏风格的市场化已经有所体现：第一步，争取成为在境外上市的央企的战略投资者，出资1亿美元认购中铁H股只是小试牛刀；第二步，模仿社保基金，进行投资外包，针对不同地区推出不同主题的基金，为避开当地市场壁垒，与当地的基金公司结盟。投资黑石是个试探；第三步，全球选秀，招聘24个岗位，涉及投资、风险管控、项目评估和IT等领域。毫无疑问，高西庆正努力复制自己在社保基金的成功模式。
市场化不仅是理论，更体现为实践能力，必须面对严厉指标考核与舆论质疑的时刻考验，高西庆面临极大的风险。
首先是赢利指标。中投公司必须年收益在10%才能保本，而久受赞誉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年均收益率才9.5%。中投公司成立之前的第一单是投资私募股权基金黑石，这笔投资目前已经因为黑石股价下跌造成账面损失60多亿元人民币。与曾经在证券市场所遭遇的指责一样，这次中投公司遭遇的指责同样是冒进、不专业、不拿国家的钱当回事。考虑到高西庆在社保基金副理事长任上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热衷，这一火线投资并不奇怪。
“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一点，”用高西庆自己的话辩解就是要“看得比较长远”，到时候就会有实质性进展。这笔投资有四年的锁定期，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并且，从黑石的动向来看，已经与中投一起在海外参与资本市场的参股并购，战略上有其价值。
其次，中投公司面临多重目标的不确定性，这是先天疾患，高西庆这位掌柜也得听老板的话，菜单已经定好，腾挪空间有限。据称，中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认为，汇投公司应主要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并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但是国家发改委等有关机构希望中投公司做一些战略性收购、对一些国内‘走出去’的企业注资等等。
这必然导致中投公司在投资方向上兼顾市场与国家战略，因此对于中投公司的考核也将是非市场化的，有人因此称之为戴着镣铐的舞者。
按照计划，中投公司2000亿美元资本金，三分之一将用于对农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注资，另有三分之一用于购买汇金的资产，最后的三分之一将购买海外资产。目前到手的1000亿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手上购买汇金，估计要630亿美元，扣掉投资黑石的30亿美元，余下340亿美元要预留款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光大银行等重组计划中的注资部分，可用资金并不如想象中充分。
这对高西庆来说是个考验，这个市场派在多年的锤炼之后表现出他的适应性，在本土的语境下发挥国际视野的长处。
高西庆只能继续在自上而下建立的市场中适应下去，这位第一代海归的代表与其同道一起，正在以其业绩更改决策层的理念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环境，而中国资本市场从1988年至今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双向选择虽然艰难，但是有效。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市场派一样，这些人士在政府的首肯下进行市场实验，他们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也受制于政府的支持；他们在夹缝中的实验成功与否，决定了市场化在中国资本金融这一核心领域的推进速度。
从这个角度说，无论在体制内外，高西庆这代都代表了1949年之后的新一代的投资家，除了国际资源与以往的变革资源，他们无所依傍。但现在他们必须接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地气，了解大多数投资者的想法与评判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前贤的悲剧。
高西庆在论及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一资本市场的核心议题时曾说：在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只有中国的证券市场是由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只能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初衷。在任何场合我都强调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为什么没有实现？只能由历史来看。过几十年或许能看得更明白。以最大的信念按照市场规则行事，以最专业的精神面对资本市场的挑战，以最谦逊的情怀对待出资人的诉求——其余的一切，的确要由历史评说。
高西庆浮沉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高西庆当然也不能。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成立，作为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诞生。高西庆担任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辞职。是时，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证监会逐步渡过“摸石头过河”阶段，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卸任。
1999年7月，时隔4年之后，高西庆再被点将，官至证监会第一副主席之职。而其时，证券市场气象万千，上市公司突破千家，以高新科技企业为龙头的“5.19”行情正更新着投资者的传统理念。稍后，周小川、史美伦相继任职，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
2003年1月，引人瞩目的改革尚未“收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调任人行行长，高西庆亦一同去职。高的“二进二出”顿时中外注目。
在高西庆唱着“归去来兮”时，有好事者正在算着一笔帐：2001年6月，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而目前市值总额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
数字的确有些眩目，而其中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
一
1月5日，设于北京恒基中心10层的信利律师事务所，谢思敏博士从身后的书橱中抽出一本颜色已有些发黄的书——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1990年4月出版的刊物。刊物的首篇是谢思敏执笔馔写的文章，一是阐述中国开设证券市场的构想，二是介绍当时积极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设立的“民间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
“文章是我写的，思路是大家的。”这里的“大家”，当然包括高西庆。谢思敏说，他留学日本，向日本人介绍情况，肯定由他来执行，“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从华尔街回来，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文章就由他们写。”
现在看来，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谢思敏等一干人应当是标准的“海归派”，只是当时并不时兴这样的称谓。而中国的证券市场，正是发仞于这班老一辈“海归”。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稍后，当时人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高西庆等8人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于1988年11月9日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其时，高西庆回国仅3个月，身份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宫著铭任总干事长，高西庆为首席律师，而来自中央的意见是——民间发起，政府支持。谢思敏回忆，创立联办的初衷就是想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89年的6.4事件，使这一设想不可能实行，但联办创办中国证券市场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不久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而联办都是主办单位。”自此，中国的证券市场遂逐渐蓬勃起来。
高西庆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有过如下一段话：“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有资本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此番表态，虽不乏作秀，但当仁不让的豪气还是溢于言表。
二
1992年10月，证券市场发展形势使然，中国证监会成立。长期行走在中国证券市场第一线的高西庆，完成了由书生到官员的“一跃”——建议者变成了制定者。
谢思敏对高西庆的评价10年未变——“睿智而不失书生意气”。但角色的巨大反差，应付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发行部主任这一位置。股票发行是中国证券市场最为人诟病的一个环节，用证监会一位官员的话说，是“用最行政的方式解决最市场化的问题”，这在90年代初更为突出。“额度”分配给每个部委、每个省，而公司要上市，只能剑走偏锋。
据称，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间，最愿意提及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发行。这两件事，高西庆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干的是实事。
1995年10月，高西庆主动辞职。辞职后，回对外经贸大学教了一年书，又出山担任中银国际总裁一职。“二进宫”是在近4年后，一纸调令摆在高西庆面前，据称之前并无上级领导的谈话。书生毕竟是有意气的，而在中国能施展意气的最佳场所还是官场，于是高欣然受命。
随后上任的证监会第4任主席周小川与高西庆互为旧识，志同道合。上任伊始，周开宗明义：一、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二、证监部门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决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三、证监部门要创造机构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宜过多介入业界机构的管理和风险处置。此3条，简单概之，就是证监会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彻底市场化。
“有了思想路线，一定要有组织路线来保障。”证监会一位官员说，该话解释了这届证监会中的“海归情节”。2000年初，证券市场有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即高薪聘请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随后，“海归派”大量涌入，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有了思想路线，有了组织路线，接下来的事情却并未水到渠成。